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供应链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企业如何维持稳定的供应商关系、又如何在必要时及时调整供应链结构，已经成为产业链韧性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传统产业政策研究多关注企业创新、生产率、出口行为等结果变量，较少深入到企业间供应链关系的动态调整过程；同时，既有研究对产业政策的测度往往依赖补贴、行业规划文件等单一工具，难以全面捕捉产业政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鲁晓东、王梦令在《中国工业经济》2026 年第 6 期发表的《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供应链关系变动——基于供应商转换机制的分析》，基于 2009—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与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结合 BERT 文本分析与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中国产业政策指标，并利用 FactSet Revere 数据考察上市公司供应链关系。文章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降低企业供应商变动率，但这种影响并非单纯的“稳链”：一方面，产业政策减少既有供应商关系断裂，发挥“稳链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延迟或抑制新供应商关系建立，形成“灵活性抑制”。

一、研究问题：产业政策到底是在“稳链”，还是在“锁链”？

在供应链安全成为国家战略重点的背景下，产业政策通常被寄予“强链、补链、稳链”的期待。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信贷支持、贸易管制、外资管控等方式，为重点行业和企业提供资源支持、制度保障和市场预期，理论上有助于降低供应链断裂风险。

但问题在于，供应链韧性并不只意味着“关系不变”。如果企业过度依赖既有供应商，虽然短期内关系更稳定，却可能降低其寻找替代供应商、适应市场变化和技术升级的能力。因此，产业政策对供应链关系的影响存在一个关键权衡：

一方面，政策可能增强既有关系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政策也可能强化路径依赖，削弱企业调整供应链的灵活性。

本文的核心问题正是：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供应商关系变动？这种影响究竟来自减少旧关系断裂，还是来自抑制新关系建立？

二、理论框架：企业为什么要转换供应商？

为解释产业政策影响供应链关系变动的内在机制，文章构建了一个企业供应商转换决策模型。模型中，采购商企业 B 原本与在位供应商 S1 合作，同时市场上存在一个潜在新供应商 S2。企业 B 面临三种选择：第一，完全转换供应商，将全部订单转移给 S2；第二，部分转换供应商，将部分订单转移给 S2，剩余订单仍由 S1 完成；第三，不转换供应商，继续由 S1 供货。

（一）转换供应商存在成本

企业更换供应商并不是无成本行为。寻找新供应商、开展资质评估、谈判合同、对接信息系统、验证产品质量、协调生产流程等，都需要投入时间和资源。因此，供应商转换成本既包括一次性的固定成本，也包括随着订单转移规模增加而上升的可变成本。

（二）既有供应商价格受到两种力量影响

文章认为，企业与原供应商之间的合同价格同时受到竞争效应和规模生产效应影响。

竞争效应是指：当采购商有了新的供应商选择后，原供应商为了保留订单，可能主动降价。此时，采购商的议价能力越强，原供应商越愿意让利。

规模生产效应是指：当原供应商失去部分订单后，其生产规模下降，单位成本上升，原本享有的规模折扣可能消失，因此价格反而可能上升。

这两种力量共同决定企业是否值得转换供应商。

（三）产业政策通过两个机制影响转换决策

文章重点强调两个机制：议价能力和风险感知。

第一，产业政策可以提高企业议价能力。财政补贴、信贷支持、技术扶持等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稳健性和市场地位，使其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客户。原供应商为了维持与该企业的合作关系，更可能降低价格或提供更好的合作条件。

第二，产业政策可以降低企业供应链风险感知。政策支持能够改善产业链协调、基础设施、金融保障和信息共享机制，使企业认为既有供应链更加安全，从而降低主动更换供应商的动机。

由此，文章提出两个核心假说：

假说 1：产业政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议价能力和降低供应链风险感知，抑制企业与原有供应商关系的断裂，维持供应链稳定。

假说 2：产业政策对新供应商关系建立的影响并不确定。一方面，议价能力提升可能促进企业拓展新关系；另一方面，风险感知下降又会抑制企业寻找新供应商。最终结果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净效应。

三、产业政策如何识别：BERT 文本分析与机器学习

本文的方法亮点之一，是没有简单使用“补贴”或“政策文件数量”来代表产业政策，而是借助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构建更系统的产业政策指标。

（一）政策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GTA）筛选 2009—2022 年中央层级的政策干预。GTA 数据库记录了会影响外国商业利益的政策干预信息，包括进口、出口、外国投资、外国财产和外国雇员等方面。由于并非所有政策干预都是产业政策，作者进一步根据政策目的进行筛选，将产业政策界定为“针对特定产业、旨在改变经济结构的政策干预”。

（二）识别步骤

产业政策识别流程主要包括三步：

第一步，按照政策手段类型进行分层抽样，并对抽取样本进行人工标注。作者招募 10 位具备经济学基础的志愿者，在完成产业政策定义培训后，对抽样文本进行独立判断。

第二步，利用人工标注样本训练 BERT 模型，使模型学习政策文本中的语义信息并完成二元分类任务。

第三步，用训练得到的最优模型对剩余政策文本进行自动分类，识别哪些政策属于产业政策。

相比传统 TF-IDF 方法，BERT 能够更好地识别上下文语义，有助于缓解政策文本中否定表达、语义歧义等问题。最终，文章共识别出中央层级产业政策 6229 项，其中包括特定补贴 5634 项，以及剔除特定补贴后的其他产业政策 595 项。

（三）供应链关系数据匹配

供应商关系数据来自 FactSet Revere 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 2003 年以来约 3 万家全球上市公司、200 多万条供应商—客户关系，关系起止日期精确到日度。文章选取 2009—2022 年所有客户企业为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并将其处理为季度面板数据。

随后，作者将 GTA 数据中的政策影响行业代码与上市公司行业代码进行匹配。若客户企业所在行业在某季度受到新生效产业政策影响，则认为该企业在该季度受到产业政策冲击。

四、核心变量：如何衡量供应链关系变动？

文章从企业层面和关系对层面构建被解释变量。

（一）企业供应商变动率

企业供应商变动率用于衡量一个企业整体供应商网络的变化程度。其计算方式为：企业本季度相较于上季度新出现的供应商数量和消失的供应商数量之和，除以上季度供应商总数。该指标越高，说明企业供应商关系变动越剧烈。

（二）供应商关系断裂

在客户—供应商关系层面，如果一对客户—供应商关系在当期存在，但下一期不存在，则认为该关系在当期发生断裂，变量 Break 取值为 1。

（三）供应商关系新建

如果一对客户—供应商关系在当期存在，但上一期不存在，则认为该关系在当期发生新建，变量 Build 取值为 1。

通过这三个变量，文章不仅能够观察产业政策是否降低整体供应商变动率，还能进一步区分这种变化究竟来自“旧关系更稳定”，还是来自“新关系更少建立”。

五、实证发现：产业政策的双重效应

（一）产业政策降低供应商变动率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将特定补贴纳入产业政策口径，产业政策都会显著降低企业供应商变动率。也就是说，当企业所在行业受到新增产业政策影响时，其供应商网络整体变动程度下降；并且，新增产业政策数量越多，供应商变动率越低。

这一结果说明，产业政策确实具有稳定企业供应链关系的作用。

（二）总体效应分解：既有关系更稳定，新关系更少建立

进一步地，文章将供应商变动分解为关系断裂和关系新建两部分。结果显示，更多产业政策不仅降低企业与原有供应商关系断裂的概率，也显著降低新供应商关系建立的概率。换言之，产业政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产业政策减少既有关系断裂，发挥“稳链效应”；
另一方面，产业政策也减少或延迟新关系建立，形成“灵活性抑制”。

这意味着，产业政策并不是单纯让供应链“更有韧性”，而是在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产生了结构性权衡。

（三）机制检验：议价能力与风险感知

文章进一步检验了两个机制。

第一，产业政策提升企业议价能力。作者使用企业应付账款占营业成本比重（DPO）衡量议价能力。该指标越高，说明采购商企业能够占用供应商资金的时间越长，其在供应链谈判中的地位越强。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新增产业政策和特定补贴显著提高企业议价能力。

第二，产业政策降低企业供应链风险感知。作者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利用词典匹配和文本共现方法，在 15 词窗口内统计供应链词汇与风险词汇的共现频次，构建供应链风险感知指标。结果显示，新增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企业供应链风险感知。

这说明，产业政策通过增强企业议价能力、降低企业对供应链中断的担忧，使企业更倾向于维持既有供应链关系，而不是主动更换供应商。

（四）异质性分析：外部冲击与行业特征

文章还考察了不同情境下产业政策作用的差异。

在外部冲击方面，作者以 2018 年中美加征关税为界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加征关税并未改变产业政策抑制供应链关系调整的基本方向，但政策效果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加征关税后，产业政策对新供应商关系建立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同时，产业政策对美国供应商关系的稳定作用较弱，而对本土供应商关系的支撑作用更强。

在行业特征方面，产业政策在技术密集、供应链弹性较强的行业中抑制作用相对较弱；而在资产专用性较高、结构更稳定的行业中，抑制作用更明显。这说明，产业政策对供应链关系的影响并非“一刀切”，而是会随行业技术特征和供应链结构不同而变化。

六、政策组合：不同工具之间并非简单相加

文章进一步将产业政策划分为四类：财政与金融支持、贸易管制、外商直接投资管制以及其他类型政策。结果显示，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在供应商关系断裂方面，财政与金融支持类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管制类政策能够显著降低企业与原有供应商关系断裂的概率；而贸易管制类政策主要通过改变宏观贸易环境和行业竞争条件发挥作用，对单个企业既有供应关系的直接影响相对间接，因此稳链效果不显著。

在供应商关系新建方面，四类政策均显著抑制企业建立新的供应商关系。这说明，不同类型产业政策虽然都可能稳定既有关系，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主动拓展供应商网络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政策组合并不是简单线性叠加。文章发现，财政金融支持与贸易管制的组合，在供应链关系断裂方面可能削弱单一政策原有的稳链效果，体现出一定互斥关系；但当进一步叠加 FDI 管制类政策后，多维政策工具联合实施又会强化供应链稳定性。

在供应商关系新建方面，财政金融支持与贸易管制的组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单一政策带来的“灵活性抑制”效应。总体来看，多维政策工具的协同配置，有助于在供应链稳定性与调整灵活性之间形成更均衡的制度安排。

七、方法启示：从“政策是否有效”转向“政策如何塑造关系”

本文的前沿性不仅在于研究了产业政策与供应链韧性，更在于提供了一套较完整的研究路径：

第一，在政策测度上，使用 BERT 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识别产业政策，突破了以补贴或规划文件作为单一政策代理变量的局限。

第二，在供应链分析上，将研究对象细化到企业间供应商关系层面，能够同时观察关系断裂和关系新建，避免只从宏观层面描述供应链变化。

第三，在理论机制上，将产业政策、企业议价能力、风险感知和供应商转换决策联系起来，解释了为什么产业政策既可能“稳链”，也可能“抑新”。

第四，在政策评估上，文章没有停留在“产业政策好不好”的二元判断，而是进一步揭示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互补、互斥与协调问题。

因此，这篇文章为研究产业政策、供应链韧性、企业关系网络和政策文本识别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实证范式。

八、政策启示：在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找平衡

文章最后指出，产业政策设计不能只追求供应链关系的静态稳定，还需要避免过度锁定既有关系所带来的僵化风险。政策制定应更加重视分级分类管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能源资源、关键基础设施的产业，可以强化核心供应商稳定机制；而对于消费电子、纺织服装等效率型产业，则应保留企业灵活调整全球供应商的空间。

同时，产业政策也应从单纯要素补贴转向创新生态支持，通过研发资助、技术标准制定、公共检测平台建设等方式，降低国际贸易摩擦风险。多部门政策之间也应加强协同，避免财政、金融、贸易、外资政策之间相互抵消。

从更长远看，提升供应链韧性并不是让企业永远不换供应商，而是让企业在关键环节具备稳定保障，在一般环节保持灵活配置。真正有效的产业政策，应当在“稳链”与“活链”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文献引用

鲁晓东，王梦令.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供应链关系变动——基于供应商转换机制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26（06）：163-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