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杜运周（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管理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所）
孙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管理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所）
刘秋辰（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管理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所）
文章刊发：
《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
文献引用：
杜运周、孙宁、刘秋辰：《运用混合方法发展和分析复杂中介模型——以营商环境促进创新活力，协同新质生产力和“就业优先”为例》，《管理世界》，2024年第6期，第217~235页。
一、文章主要内容
二、研究背景
发挥创新主导作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然而，一方面新技术驱动的创新，提升了新质生产力，可能促进新兴产业上的就业，另一方面创新驱动的发展也可能对其他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导致一些岗位消失。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创新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同促进就业优先战略，是一个复杂系统管理问题，需要发展新的方法论（杜运周等，2020，2022；盛昭瀚、于景元，2021）。巴伦和肯尼（1986）提出逐步回归中介模型，为研究者探索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影响过程和机制提供了重要方法。B&K中介模型检验方法以还原论为基础，遵循逻辑实证主义假设，认为世界是线性、对称和简单的（德莱提，1997），分析自变量、因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富尔纳里等，2021）。然而，社会系统具有非线性（并发因果）、非对称性和等效性等因果复杂性属性，线性中介模型难以解释因果复杂性问题（拉金，2008；富尔纳里等，2021）。
为了更细粒度地揭示诸如营商环境生态通过驱动创新影响就业这类复杂系统问题背后的复杂中介机制，本文基于弱整体论，引入组态理论，采用QCA方法与回归方法，发展出了复杂中介模型。首先，分析多个前因条件相互依赖共同影响结果的复杂因果关系（拉金，2008；杜运周、贾良定，2017）；其次，通过混合QCA与回归分析，构建复杂中介模型，促进复杂系统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发展，服务国家优化营商环境等重大需求。
二、模型研究内容
1. 线性中介模型原理、检验及局限性
巴伦和肯尼（1986）从线性相关的角度阐明了中介效应的原理。如图1a所示，存在3条因果链a、b和c。当满足以下条件时具有中介效应：（1）自变量 x的变化显著解释了中介变量m的变化（因果链a）；（2中介变量m的变化显著解释了因变量y的变化（因果链b）；（3）当a和b受到控制时，之前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减弱。
B&K中介模型基于逐步回归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在其发展和应用中受到批评和质疑。例如有研究指出，x→y的总效应不需要显著（麦金农等，2000），区分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不符合现实（普里彻、海斯，2008）。据此，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对逐步检验法进行了改进，不再要求检验总效应系数c必须显著。
基于逐步法检验的线性中介模型以还原论为基础，认为整体可以通过分析其组成部分来理解。因此，面对复杂的现象，常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分别分析单个变量的净效应，即单步多重中介模型（图1b）。比如对于2个中介变量m1和m2，除了分析中介效应：x→m1和 m1→y 之外，第二个中介效应将是：x→m2和 m2→y，而不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2）采用多步多重中介模型（图1c）分析自变量通过多个链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杰等，2014）；
（3）当进一步尝试解释两个或3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时，可以引入交互项（例如图1d），以分析中介关系强度或方向的变化，如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和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但诸如3个以上变量间相互依赖的复杂性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费斯，2007）。
首先，复杂系统问题一般呈现出“整体上有，局部没有”的涌现性（盛昭瀚、于景元，2021）。其次，复杂系统观认为不存在唯一的最优均衡，因果关系具有等效性（阿瑟，1999；杜运周等，2022），单一要素相互作用形成导致结果出现的多个等效路径（拉金，2008；杜运周、贾良定，2017）。最后，线性中介模型基于对称性假设，分析变量间的平均效应关系，因而难以处理非对称因果复杂性问题。
2. 组态视角下QCA 与回归分析的混合：复杂中介模型
（1）哲学基础
QCA 方法与回归分析分别是基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方法，弱整体论为混合这两种范式的方法提供了哲学基础。基于弱整体论和广义的混合方法论框架，本文通过混合QCA与回归分析方法发展复杂中介模型：一是，基于整体论视角，通过QCA方法分析系统内多要素协同、相互影响而涌现的复杂关系，如营商环境要素相互依赖，驱动城市创新活力的多元复杂路径；二是，基于还原论视角，通过回归分析探究近似独立的子系统层面的简单关系，如驱动高创新的多元营商环境生态（近似独立的子系统）对就业的平均效应。在复杂中介模型中，基于整体论分析复杂关系与基于还原论分析简单关系构成互补的综合集成方法论。
（2）运用混合方法构建复杂中介模型
结合中介效应检验原理，借鉴QCA与统计方法的混合模式（梅尔、鲁皮埃塔，2016a，2016b），本文构建了复杂中介模型（见图2），通过用QCA的复杂关系分析代替原本x→m（因果链a）的平均效应分析，以更细粒度地探究，当X是多个变量xj相互依赖组合形成的复杂系统时，xj的不同组合Xi对m和y的不同影响和差异化作用机制。
（3）复杂中介模型的方法论策略
步骤1：检验Xi→m因果链。通过完整的QCA分析，探究前因条件xj与中介变量m的必要和充分两类复杂因果关系，发现驱动m的不同组态Xi；如果没有发现，则停止分析。
步骤2：赋值组态 Xi。通过QCA方法的交集分析，计算每个案例在不同组态Xi中的集合隶属度，将QCA结果（组态Xi）转换为回归分析的自变量（梅尔、鲁皮埃塔，2016a，2016b；费斯等，2013）。
步骤3：检验Xi→y因果链。通过回归分析，检验驱动m的不同组态Xi（自变量）与因变量y的平均效应关系（y=cXi+e1），分析自变量Xi对因变量的总效应c。
步骤4：检验m→y因果链。通过回归分析，检验控制自变量（组态Xi）时，中介变量m与因变量y的平均效应关系（y=c'Xi+bm+e3）。如果系数b显著，则说明m显著影响y，说明组态Xi通过m影响y的间接效应存在，也即Xi→m→y 的复杂中介效应存在。进一步地，可以通过观察系数c'，判断是否存在直接效应。
3. 中介模型的对比
一是，分析的关系类型不同。在检验x→m因果链时，复杂中介模型通过QCA方法检验多个前因条件xj与中介变量m的充分和必要两类复杂因果关系（Xi→m），而逐步回归方法检验的是自变量x与中介变量m的平均效应关系；前者可以分析自变量为复杂系统的研究对象（xj间相互依赖构成系统Xi），后者只能分析独立的自变量（xj相互独立）。
二是，二者分析的自变量不同。本文提出的复杂中介模型，分析的自变量是组态（富尔纳里等，2021；杜运周、贾良定，2017；费斯等，2013），也即组态 Xi。而逐步回归方法分析的自变量是独立的x（巴伦、肯尼，1986）。也就是说，本文的复杂中介模型中，分析的是系统（如，营商环境生态）而非要素（如，营商环境要素）的影响。这个“系统”不是直接测量的，而是通过组态视角和QCA 方法分析的。
三、模型应用实例
基于组态视角，本文混合QCA与回归分析方法，构建复杂中介模型，分析城市层面营商环境生态驱动创新活力，进而影响就业水平的复杂关系和机制。相关研究发现可能为营商环境生态、创新活力与就业间的关系研究提供新思路，对系统观念下中国城市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创新主导的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协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营商环境生态与城市创新活力：复杂影响机制
首先，营商环境生态内公共服务、人力资源、金融服务等要素，为经营主体创新提供资源支持而增强其创新能力。其次，营商环境生态内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和政务环境的优化可以增强资源流动的便利性，促进更多资源有机会参与熊彼特式组合创新。最后，健全的法治和政务等营商环境可以降低经营的不确定性，保障创新者权益，激发创新动机，反之不健全法治和政务环境可能挤出创新动机。本文首先基于组态视角，分析营商环境生态要素组合驱动城市创新活力的复杂机制，为进一步探究营商环境、城市创新活力与就业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奠定基础。
2、组态视角下营商环境生态促进城市创新活力的多元路径及其对就业的影响：复杂中介模型
在营商环境生态与就业关系中，创新活力发挥中介效应。然而，创新活力的中介效应具有复杂性。已有研究忽略了组态视角下，营商环境生态驱动创新活力的多元路径对就业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因而没能分析不同营商环境生态直接或通过创新活力间接影响就业的复杂效应和机制，对城市营商环境生态如何影响就业以及创新活力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缺乏细粒度的探究。
基于组态视角，本文构建营商环境生态驱动城市创新活力进而影响就业的复杂中介模型，首先，探索营商环境生态要素互动的组态效应驱动城市创新活力的多元复杂机制，回答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产生城市高创新活力；其次，分析多元营商环境生态如何影响就业以及创新活力的复杂中介效应，回答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下，城市能够在实现高创新活力的同时促进就业水平，以实现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协同。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4所示。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主要结论：（1）优化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的组合是激发创新主导的新质生产力的普适动力；（2）营商环境生态与创新和就业间是一种复杂中介关系：存在多种营商环境优化模式可以促进创新活力，驱动新质生产力，但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方向性差别；（3）法治或政务环境较好、市场和创新环境良好的城市营商环境生态，驱动了创新，进而促进就业。但其它营商环境生态中，由于法治或政务环境不良，在促进创新的同时，挤出了就业。
这些发现对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解决新质生产力和就业优先协同这类复杂的矛盾问题，具有如下政策启示：（1）充分发挥市场和创新环境的组合效应，发展新质生产力；（2）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充分发挥法治或政务环境促进新质生产力和就业协同；（3）坚持系统观念，充分发挥营商环境要素间的协同作用。
